
文/李天立
年轻时我曾听父亲和二叔讲:我爷爷李馨芝在民国年间曾任北伐军某旅旅长,是冯玉祥的部下,外公孔庆材是江西九江电报局局长。
爷爷后因和上司政见不合,主动离职,隐退山林,回到江苏老家南通。
父亲李震亚,城市贫民,兄弟姊妹六个,他是老大,全家八口人生活在南通市北极阁六号。
当年家里非常贫困,全靠爷爷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
1932年,父亲在徐州市小学六年级毕业,毕业后,父亲先后在徐州、镇江两地的店铺做学徒,靠微薄的收入补贴家庭。1936年报考镇江通讯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分配在国民党60军183师特务连任上尉通讯排长。
60军属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1938年,日军进攻山东,4月22日父亲随183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
1943年认识我母亲并结婚。母亲家经济条件不错,外公也非常疼爱唯一的女儿,从小就送我母亲上学,所以我母亲有文化识大体。
结婚后,年轻时的母亲母亲跟随父亲部队来到江西万载县,父亲随部队走了,母亲借住在一位老乡家。1944年正月11日生下了我。
1944年,抗日战争已到了第七个年头。母亲后来告诉我,有一天清晨,万载县响起了空袭警报声,不一会,几架日军飞机已盘旋在万载县上空,几架飞机轮换俯冲,向民宅疯狂地投掷炸弹,并用高射机枪扫射逃难人群。
一瞬间,地面一片火海,死难者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在这场空袭中,幸运的是我母亲。
母亲如同往日一样早早起床,用布袋背着我,手提菜篮去赶集,在她刚巧路过一片树林时,听到警报声,母亲和同路行人慌忙钻到树林深处,这才躲过一场劫难。
因为家被炸毁,又找不到父亲行踪,母亲只好背着我,一路上靠好心人的施舍,几经周折才回到九江外公家中。
而父亲所在的部队,在一次和日军交战中被打散,几个月后父亲才辗转回到九江和母亲一家人团聚。
1947年3月22日,我大妹天智出生。后来,父亲经二叔李震洲介绍来到甘肃酒泉,在国民党部队酒泉运输司令部汽三团任特务连上尉通讯排长。
1949年9月25日,父亲随陶峙岳部队在酒泉和平起义。1950年,二妹天华出生。
我记事应该从酒泉说起。从1948年到1949和平起义前,我父亲带领通讯排曾经驻守在酒泉钟楼寺。
钟楼寺坐落在某条大街旁边的一个院落里,钟楼寺分上下两层,两层房屋都有菩萨金身,可供人们进香还愿。
钟楼寺上层有口刻着龙身的大钟,并且有个长廊,长廊里有个大佛殿,中央有尊弥勒佛像,弥勒佛右手托着自己的后脑勺,呈卧睡姿势躺在一张大床上,左手握住一串佛珠,佛珠另一端挂在大佛的脖子上,佛像身长足有3米多长,他双笑眯眯的眼睛望着人间众生。
随着悦耳的钟声,寺院每天烟雾缭绕,处处闻到香的气息。
那年,我才6岁,正是人们所说的“狗都嫌的年龄”。
其实,这年,解放军第一兵团已经进入甘肃境内,国民党官兵都在考虑自己的前程和归宿,而我因年龄小,全然不懂这些。
每天我仍缠着父母亲带我和大妹到大佛殿玩耍,我和妹妹最爱摸大佛的肚脐和手中的佛珠,听大人讲小孩摸了大佛这两处地方,可以带来福气。那时年少无知,到大佛殿只图个好玩而已。
父亲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开赴新疆,在部队路经星星峡时,车队带头开路的汽车驾驶室顶上端架着一挺机枪。
有位战士,右肩抵着机枪把,手指头扣在扳机上,车上战士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警惕地搜视着周围的动静,好似如临大敌。
后来才听父亲讲:星星峡位于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也是我们进疆路上最危险的地方,这里地势险要、道路崎岖,公路两侧的山岗上,树林茂密,战时能攻,退时能守,所以这里经常出现甘肃马步芳的游散部队和新疆匪首乌斯满的土匪武装。
他们经常出没在此处,乘火打劫,掠夺过往的马、驼商队。等到剿匪部队赶来,擅长骑马作战的土匪一声呼哨,一会儿功夫,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两股顽匪在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的合力追剿中,不久被全部歼灭。
1949年12月,新疆军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王震任政委,陶峙岳任司令员。
1950年,我父亲被编入22兵团运输处驻迪化(现乌鲁木齐)汽一团特务连任通讯排长。
这一年,我在运输处学校读小学一年级,记得有次上课调皮捣蛋,被老师当堂罚站,并伸出左手,挨了老师的板子,回家受到父亲的训斥。
1951年,父亲接任兵团运输处驻霍城办事处供应股股长。
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随之搬到霍城县,我在运输处子女学校读书,学校执行供给制,吃住在学校,一起穿戴和生活用品全由学校集体配发,晚上睡觉都有阿姨轮流值班守护。
记得霍城县有段古城墙,城墙大门口左方向吊着一口铜铸大钟,父亲告诉我:传说清朝年间,霍城县令集中百姓训话或有什么紧急情况,只要敲响这口古钟,人们便会疏散或集中。
父亲单位位于中苏交界的地方,院子不大,站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中苏边界的铁丝网和巡视的苏联流动哨,不远处,苏联境内还有两座炮楼,炮楼中间有条公路延伸到我国,这条公路就是那些年中苏贸易的窗口。
我父亲当年的任务就是按上级指示,把急需的各种物资运回单位,解决单位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物品。
到了1953年,父亲在22兵团农十师供给处供应科任科员,当时农十师师部在小李庄,因为家属院未盖好,母亲带着我们住在绥来县(现玛纳斯县)部队家属院。
我在县小学读书,有一次在学校组织的郊游中,回校路经玛纳斯河时,我和几个同学蹚水过河,差点被爆发的山洪冲走,父亲知道后,阻止了我第二年的次郊游。
后来,三十团成立,我家搬进小李庄,农十师撤离后,我父亲留在三十团供应科工作,三十团归农八师管辖,仍然驻守在小李庄。
1956年2月,三十团搬出小李庄,迁移到十户滩九支渠地段,团长李崇正,政委是昌华。
1957年,父亲任三十团机关总务科管理员,主管机关食堂和汽车队。
1958年以前,父亲曾任三十团第一届工会组织委员、第二届工会主席,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多次嘉奖,曾立乙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先进工作者两次,母亲也曾两年连任家属委员会主任。
父亲在职期间,工作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在当管理员时,曾两次带领机关人员到连队拾棉花,吃的窝窝头,住的地窝子,就连母亲高烧40度,我和同学周靖国沿着芦苇丛生、野狼嚎叫的青疙瘩湖跑到11连去找他,他也因工作太忙而没有回家。
后来母亲在靖国母亲白阿姨精心照顾下才恢复健康。
1959年,父亲被团里任命为红专工厂厂长,当年,他又带领单位同志到阿勒泰山挖云母,云母是绝顶的电器绝缘材料,经过加工,这些云母销往乌鲁木齐,为团赚回现金,父亲是当年三十团的大红人。
几年来由于父亲工作成绩突出,慢慢地滋长了一些骄傲自满情绪,在工作中又不注意工作方法,有时对待下级态度简单粗暴。
记得有年暑假,他安排汽车司机连栋去石河子拉货,顺便带我去学校,但第二天我等到中午仍不见连栋来接我,后来才知道那天连栋因忙着修车,走时把带我的事忘记了。
第二天回来,被我父亲臭骂了一顿。就这样,时间长了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机关指导员刘某某和他水火不相容。
此人很有心计,联合平时对我父亲有意见的一些人四处收集整理材料,抓住一些被组织处理过的错误上纲上线,父亲终于在1959年反右斗争中,被几个人联手扳倒......
至此,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一刹那由干部子弟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在60年代初,尽管我们工作再努力,成绩再突出也无济于事,我申请入团考验期就长达两年之久。
1995年9月3日,父亲因脑梗在石河子去世。
2011年我回到石河子,来到147团档案馆翻看着父亲的档案,一页页变黄的纸张记录了父亲曲折坎坷的一生,此时我万分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
尘封的往事可靠股票配资网,辛酸的记忆,人间的恩怨随着峥嵘岁月的气息已悄然离去,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但愿往后,少些争斗,多些和谐,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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